富士康、住宅與產業單一化
在一種環境下行之有效的模式，在環境改變時可能就不再適用
池塘裡的另一條大魚
在上一篇文章中，我們探討了比亞迪在鄭州的投資如何顯示歧視，同時説明了這歧視如何導致中國政府願意接受，爲了企業的便利，強迫數千萬工人居住在集體宿舍。比亞迪並非該區域唯一一家將大多數員工安置在集體宿舍的大企業。接下來，我們將目光轉向富士康。
據估計，比亞迪目前在鄭州僱用了6萬名員工。比亞迪的規模顯著提高了透過集體宿舍安置員工的成本效益。這不僅使得更多員工能同住，進一步提升了成本節約效果，也開了道路，蓋造或購買專一為比亞迪需求設計的宿舍。
同時，與該區域另一家引人注目的企業比的話，比亞迪的規模就顯得適中。富士康在鄭州建立的工廠當時的目的是專一服務蘋果。據新聞，這座建起來的「iPhone之城」是全球最大的iPhone製造基地。富士康在該厰僱用了 20 萬名員工，在繁忙時期甚至超過 30 萬名。
政府在集體宿舍中的角色
與比亞迪一樣，富士康也希望員工住在集體宿舍，以避免因員工向獨立房東租房而導致的租金上漲 [我們在此處對此進行了探討]。於是他們說服鄭州的政府承擔費用，為他們蓋宿舍。政府在員工住房的參與能有用地限制租金，從而促進了該區的經濟發展。值得提問的還是，他們是如何為富士康設計宿舍的呢？從結果中我們可以看出政府的優先事項。富士康面臨與比亞迪在該區招募的新競爭力。因此，由於比亞迪提供的宿舍是每間四到六人的房間，富士康在2024年不得不將原本每間八人的宿舍改為每間六人的房間。
比亞迪與政府合作，確保能給員工提供12,000套獨立住宅，供其在集體宿舍之外租住，此舉可能是為了吸引更有能力的技術工。不過這些住宅可能僅能滿足20%甚至更少的員工需求。富士康的方法則更為無情。目前尚無足夠的公開信息來推斷鄭州富士康員工租屋的比例。有新聞同時提到，「第一批“幸運員工”」將於2024年入住「夫妻房」。這些新建的住宅僅供400名員工使用。由此看來，鄭州富士康的大多數員工都住在集體宿舍裡，而這種宿舍的設計似乎防止了員工與配偶、子女或其他家屬同住的可能性。
顯示員工對選擇性住宅的渴望，800名員工迅速簽署了申請入住數有限住宅的意向書。一名受訪的員工在談到喜歡新住宅的原因時提到，通勤時間短、住宅面積大，而「假期還能帶小孩過來往，方便我們一家人團聚」。
當你被期待返回鄉下時
2010年，富士康遷至鄭州市時，他們正是遷至中國向別的省輸送最多中國公民找工作的省份。在深圳等南方城市，富士康99%的員工都來自省外。在鄭州，富士康可以直接從省內數百萬被迫在省外找工作的居民中招募員工。當時的資料顯示，富士康鄭州工廠超過90%的員工都來自該省。與此相符，鄭州市政府期待比亞迪90%的員工將來自鄭州市或周圍的區域。
選擇將這些員工安置在集體宿舍並非純粹出於成本效益的思路。儘管富士康和比亞迪都從鄭州本地招募員工，但中國的戶口制度區分了城市及農村的居民。中國政府和鄭州市政府仍然不想允許農村「居民」遷往城市定住。優先安排集體宿舍旨在強化這種區分：一部分人適合在城市生活，而另一部分人則被政府期望將家屬留在農村，並在不為富士康或其同行企業工作時返回農村。
一項研究指出，富士康鄭州員工如何抵制集體宿舍帶來的種種後果，例如被迫將孩子交給他人照顧。研究列舉了一些母親的故事，她們在認為孩子需要母親照顧時 [例如支持孩子的學績、糾正孩子的行為舉止]，不得不辭職回家，再過一段時間重新申請入職。研究者認為過去工人不可不遠走找工作，因此與子女相處時間少，而這種條件帶來的問題直接導致新時代打工者更多想親自培養子女的新現象。
研究進一步解釋，這些工人的鄉下住所距離鄭州市較近，使得他們可以輪流地工作幾個月，辭職回去與子女共度時光，再回到工作。從經濟權益協會的視角來看，連員工沒有常常會「家」彈性的條件下，這種重複性的短期就業如今已在很多鄭州以外的省份算是常態。共同的主題是，剝奪工人與配偶和子女共同居住的住房，迫使他們在中斷工作和與親人分離之間做出選擇。
產業的單一化
我們從環境領域的理論借用「單一化」的概念。其意義是，某些企業優先投資於單一作物，而這種投資規模之大，擠佔了環境的多樣性。優先發展單一作物並非毫無道理。當某種作物產量高，且易於推廣應用時，它自然會受到青睞。
不過每種作物都兼具優缺點。當環境發生變化時，原本生長良好的作物可能會突然遭到困難。這本身就沒什麽異常。但單一化導致的生物多樣性減少，卻帶來了獨特的風險。如果生物多樣性更豐富，一種作物生長困難的條件下，其他作物或許就能蓬勃發展。然而，當一個區域只專注於一種作物，而忽視其他作物時，優先選擇作物的困難更有可能引發危機，並波及更廣大的區域。
現在來看富士康在鄭州的投資。這個擁有20萬至30萬多名員工的園區，員工大多住在集體宿舍裡，幾乎完全為蘋果服務，以單一生產iPhone這款產品。這使得富士康和蘋果都能享受到獨特的便利性和成本控制優勢。除了工人權益問題之外，富士康在鄭州的集中投資也吸引了零件製造商和其他服務商，他們將受益於物流效率的提升、網絡和信息的更順利流通，甚至還能享受到專為優先選擇的行業量身定制的政策。不過如果這種單一產業模式有利於產業群，一旦環境發生變化，我們應期待該模式的缺陷有可能被暴露，而這種條件下的缺點更有可能帶來後果。
集體宿舍、集體食堂與新冠疫情
我們認為新冠疫情恰恰凸顯了這個問題。 2022年12月初，中國取消了為限制新冠感染所採取的最嚴刻的防疫措施。這是新疆一場火災緊隨實施的一個舉措，因當時的封鎖措施防止了人們逃離火災，因而引起了民衆抗議政府。
就在與火災相關的抗議爆發前幾週，鄭州富士康的員工就曾掀翻車輛，並以暴力抗議新冠疫情封鎖措施。一些消息來源稱，在此暴力及抗議前幾週，6萬名員工逃離了富士康鄭州的工廠。
在員工集體離職以及年底前完成蘋果訂單的壓力下，富士康為了盡快招募新員工，公佈了新的豐厚獎金計畫。為了限制成本，他們隨後修改了獎金受益者應符合的條件，引發了抗議。富士康一貫的作風是，他們在11月招募新員工時承諾，入職一個月後可獲得3000元的獎金，入職兩個月後可再獲得3000元。不過新進員工隨後得知，想真的拿獎金的話，必須在富士康工作滿四個月以上，累計缺勤天數也不允許超過七天半。而這一切都發生在新冠疫情期間。
當時的挑戰十分艱難，我們無意將事件過度簡化。我們同時覺得不容否認，富士康過度使用集體宿舍與當時的壓力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
如果富士康員工的住宿更符合他們的個人意願，他們就會與朋友、配偶和其他家屬同住。他們可能仍然會選擇在富士康的集體食堂用餐，這麽做又便捷，又便宜。但相當一部分員工可能更喜歡在晚上或星期六天自己購買和烹飪食物。這種需求也會決定他們的住房。在這種環境下，新冠疫情封鎖很可能能使用很不同、更豐富的資源來保障員工的飲食。
富士康將員工大多數安置在集體宿舍，宿舍裡通常禁止做飯，因此富士康更單一依賴自有的集體食堂來供應員工的伙食。在某些環境下，集體食堂無疑是最便捷的。在新冠疫情封鎖期間，這種雇主提供的食堂服務卻成了危機的根源。富士康要求員工打卡上班以確認是否符合用食堂的資格。因此，即使員工感到不適，也不得不繼續上班，因他們無法在宿舍裡自行獲取食物或做飯。擔心上班會讓自己感染病毒的工人無法選擇等待疫情短暫緩解，因為他們自己也無法解決吃飯問題。
隨著感染風險的上升，富士康被迫關閉了食堂，並將食物送到員工宿舍，員工只能「單獨用餐」。富士康難以將原本為極致便利而設計的系統改造為向分散的餐飲場所配送食品。員工反饋食物有時不夠。
對於確診或接觸過患病同事的員工來說，情況更糟。送食物的員工害怕被感染，有時會將食物送到隔離區，不過只將食物放在建築物外。一些被隔離的員工在網上發文講述了他們要么食物不足，要么根本沒有食物可吃的經歷。這些證詞的影響很廣。在疫情最嚴的時候，當地員工甚至相信有兩萬名同事被隔離。因此，每位員工都覺得，每走一步都可能被視為接觸過感染者，因此被迅速隔離到宿舍，與患病工人擠在一起，而食物不足。
除了疾病本身，餐飲服務的中斷也加劇了工人的迫切感。所以，當富士康發現員工集體離職的最初跡象時，他們承諾改善食品品質並重新營運集體食堂，試圖挽留員工，也就不足為奇了。
集體宿舍的密集程度加劇了問題。工人們深刻關心，有時被迫與新冠病毒檢測呈陽性的同事住在一起。即使給工人更多住房選擇，也未必能降低他們的居住密度。在其他區域租住獨立住房的工人通常會與他人合租以減少成本。不過這些工人可以自主選擇室友。我們應能合理地假設，在這種自主選擇權的條件下，工人們更有可能以包容的心態，接受被迫自己與新冠病毒檢測呈陽性的人在混合環境中隔離時。
此外，些問題導致集體離職，而現象的規模，正是富士康過度使用集體宿舍的直接後果之一。據報道，富士康的6萬名員工辭職，都是為了「回家」。如果工人與家人住在獨立於雇主的住所，他們選擇「居家」度過新冠疫情危機的狀況很可能截然不同。我們推測，如果工人們更常居住在富士康周圍的社區，富士康很可能就能依賴這更穩定的社區，來部分化解最終引發暴力抗議的矛盾。
一些結論…
鄭州電子業中心並非第一個或唯一一個過度依賴大型企業的區域。汽車業需要更高水準的投資和自動化，導致該產業企業規模的擴大。採礦業必須在礦藏分佈分散的區域營運，因此礦業城鎮過度依賴大企業也屢見不鮮。就業中心與居民區相距甚遠，迫使人們為了工作而搬遷，這種趨勢並不少見。
不過富士康產業群的密度，依賴中國政府持續的支持，以防止大多數員工在工作地點定居。如果20萬名員工能夠與配偶和子女同住，他們對住房、食物、學校和其他服務的需求將推動經濟多元化發展。事實上，為員工及其家屬提供住房將使房地產用途遠遠超出現有的富士康園區。即使是這種簡單的演變也意味著工作和家之間的通勤時間更長，這將迫使富士康反思如何減少該區域業務的密度。
不過中國政府不願給予農村「居民」在城市定居的自由。因此，他們將農村居民的住房限制在集體宿舍，限制他們可享受的公共服務。在這種條件下，工人們認為自己需要工作一段時間後就「回家」。
我們建議：
這些問題凸顯了行為守則在保障中國工人體面住房問題上的疏忽所造成的後果。我們預計，其他國家的工人聽到這些問題也會覺得回聲很大。不過這些問題如何根植於政府的政策，對行為守則界而言是一個獨特的難題。這不應成為企業推卸責任的藉口。政府在製定政策時往往會受到企業利益的影響，甚至可能直接受其指導。真正的行為守則必須更多地努力建立適當的平臺，以便與政府協商他們關心的政策。
我們敦促中國政府重新反思對雙軌制就業結構的承諾。我們並非認為轉型不會帶來新的困難。中國的戶籍制度同時待進一步改革，而改革的步伐應加快。鄭州在新冠疫情期間的種種事件恰恰顯示，我們應從長遠角度看待問題，才能正確評估短期內看似便捷的發展模式的利弊。
一些消息來源指出，富士康深圳工廠經過的一系列自殺事件，加劇了使他們在2010年遷往鄭州。本文將探討富士康的自殺事件以及中國電子業更廣泛的自殺現象。
在本系列的下一篇文章中，我們將探討富士康這種單一化企業模式為何並非資本主義淘汰最具成本效益、生產最受歡迎產品的企業的贏家。富士康目前的運作模式，是中國政府提供足夠規模勞動力體系的一部分，並在必要時輔以彈性和強製性。沒有這種體系的話，無論是富士康還是蘋果，都無法在競爭中佔據如此高的地位。